□ 殷嘯虎

《呂氏春秋》是戰(zhàn)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雜家著作。民國時期國學(xué)大師劉文典在為《呂氏春秋集釋》一書所寫的序言中，稱其“斟酌陰陽、儒、法、刑、名、兵、農(nóng)百家眾說，采擷其精英，捐棄其畛挈，一以道術(shù)之經(jīng)紀條貫統(tǒng)御之，誠可謂懷囊天地，為道關(guān)門者矣”。該書在中國法律文化史上同樣具有重要地位，它第一次融匯了儒、法、道、陰陽等各家的法律思想和學(xué)說，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奠定了漢代大儒董仲舒為代表的正統(tǒng)法律思想的基礎(chǔ)。

《呂氏春秋》一書所反映的法律思想非常豐富，代表了先秦雜家的基本法律觀，并從治國理政的實際出發(fā)，對各家的法律思想兼收并蓄、融會貫通。其法律觀主要表現(xiàn)在以下幾個方面：

第一，闡述了對法的基本觀點和看法?！秴问洗呵铩穼Ψǖ恼J識從總體上說，是繼承和延續(xù)了法家的核心思想，即認為法是治國理政的基本工具和手段，不可廢于國。在《呂氏春秋·孟秋紀·蕩兵》中指出：“家無怒笞，則豎子、嬰兒之有過也立見；國無刑罰，則百姓之相侵也立見；天下無誅伐，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。故怒笞不可偃于家，刑罰不可偃于國，誅伐不可偃于天下，有巧有拙而已矣。”家無嚴親怒笞之威，則小子好事爭上下；國無刑罰可畏，則百姓有相侵凌奪掠之罪。因此，國家必須有法作為規(guī)矩和準繩，這也是先秦法家的基本與一貫的主張。

而法的基本功能，在于“正名”，達到定分止爭的目的?！秴问洗呵铩防^承了先秦儒家“正名”和法家“定分”的思想，并認為定分首先在于“正名”，將定名分作為建立秩序、化解糾紛的基本路徑。在《呂氏春秋·先識覽·正名》中認為，“名正則治，名喪則亂”；在《呂氏春秋·審分覽》中也說，“故至治之務(wù)，在于正名”，還援引了《慎子》一書中的“百人逐兔”的例子，闡述了這個道理，“今一兔走，百人逐之，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，由（名分）未定”，而“積兔滿市，行者不顧，非不欲兔也，分已定矣。分已定，人雖鄙不爭”。因此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名分。對此《商君書·定分》中有很好的解釋：“故圣人必為法令置官也、置吏也，為天下師，所以定名分也。名分定，則大詐貞信，巨盜愿愨，而各自治也。故夫名分定，勢治之道也；名分不定，勢亂之道也。”

這種“正名”思想反映在刑法的適用上，就是主張要刑名一致，即罪刑相適應(yīng)。在《呂氏春秋·先識覽·正名》中指出：“凡亂者，刑名不當(dāng)也?！辈⒔枰呐c齊王之口，探討了這樣一個法律問題：尹文問齊王，如果有人被辱而不斗，大王還認為他是一個合格的大臣嗎？齊王回答說：“否。大夫見侮而不斗，則是辱也?！币恼f：“王之令曰：‘殺人者死，傷人者刑?！裼形吠踔睿钜娢甓桓叶氛?，是全王之令也。”而齊王認為他的行為不對，這就是“無罪而王罰之也”，是刑名不當(dāng)?shù)谋憩F(xiàn)。

因此，法的制定和適用標準應(yīng)當(dāng)統(tǒng)一，這就是《呂氏春秋·仲夏紀·大樂》借音樂的原理提出的“一也者制令”“能以一治其國者，奸邪去，賢者至，成大化”；《呂氏春秋·審分覽·不二》也說，“必同法令，所以一心也”“故一則治，異則亂”。在《呂氏春秋·審應(yīng)覽·離謂》還舉了鄧析的案例：“子產(chǎn)治鄭，鄧析務(wù)難之，與民之有獄者約：大獄一衣，小獄襦袴。民之獻衣襦袴而學(xué)訟者，不可勝數(shù)。以非為是，以是為非，是非無度，而可與不可日變。所欲勝因勝，所欲罪因罪。鄭國大亂，民口喧嘩。子產(chǎn)患之，于是殺鄧析而戮之，民心乃服，是非乃定，法律乃行?！憋@然，在《呂氏春秋》看來，標準統(tǒng)一，才是法律得以實施、政令得以推行的關(guān)鍵。

此外，《呂氏春秋》還沿襲了先秦法家“法后王”的思想，主張法律要與時俱進。在《呂氏春秋·慎大覽·察今》中認為，“上胡不法先王之法，非不賢也，為其不可得而法”，因為“凡先王之法，有要于時也，時不與法俱至”。著名的“刻舟求劍”的寓言，就是《呂氏春秋》用來說明這個道理的。

第二，主張信賞必罰，反對嚴刑峻法。賞罰問題也是先秦法家尤為關(guān)注的問題。就這一點而言，《呂氏春秋》無疑是繼承了先秦法家關(guān)于信賞必罰的思想。在《呂氏春秋·孟秋紀·禁塞》中認為，“先王之法曰：‘為善者賞，為不善者罰。’古之道也，不可易”。在《呂氏春秋·開春論》中也引用祈奚的話說，“善為國者，賞不過而刑不慢”。在《呂氏春秋·不茍論·當(dāng)賞》中，則詳細闡述了這種信賞必罰的思想：“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，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為用矣。”因此，賞罰的目的是保證法律的貫徹執(zhí)行，“凡賞非以愛之也，罰非以惡之也，用觀歸也。所歸善，雖惡之，賞；所歸不善，雖愛之，罰。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”。

在《呂氏春秋·孟春紀·去私》里，還以墨家大師腹?為例：腹?的兒子殺了人，秦惠王已經(jīng)下令赦免，但腹?對秦惠王說，“墨者之法曰：‘殺人者死，傷人者刑。’此所以禁殺傷人也。夫禁殺傷人者，天下之大義也。王雖為之賜，而令吏弗誅，腹?不可不行墨者之法”。結(jié)果“不許惠王，而遂殺之”。

不過，《呂氏春秋》雖然主張信賞必罰，但并不贊同先秦法家的嚴刑峻法的主張，在《呂氏春秋·離俗覽·上德》中甚至認為，“嚴罰厚賞，此衰世之政也”，并以夏桀商紂之政為例，認為“罰雖重，刑雖嚴，何益”。

第三，主張順天時以行法。順天時以行法，是先秦陰陽家的基本思想?！秴问洗呵铩防^承了這一思想，并予以發(fā)揚光大?！秴问洗呵铩肥o之首章與《禮記·月令》內(nèi)容基本相同，東漢鄭玄認為，“本《呂氏春秋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，以禮家好事抄合之，后人因題之名曰《禮記》”。后世不少學(xué)者也持這一看法，把法律的執(zhí)行同時令節(jié)氣聯(lián)系起來，如仲春之月“命有司，省囹圄，去桎梏，無肆掠，止獄訟”；孟夏之月“斷薄刑，決小罪，出輕系”；仲秋之月“命有司申嚴百刑，斬殺必當(dāng)，無或枉橈，枉橈不當(dāng)，反受其殃”。這也成為后世法律順天時行刑的制度淵源。